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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车是我朋友的，现在是我的，我扔的时候心情有些问题，现在都让你骑两天了，可以还我了。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而那些学文科的，比如什么摄影、导演、古文、文学批评等等(尤其是文学类)学科的人，自豪地拿出博士甚至还加一个后的文凭的时候，并告诉人们在学校里已经学了二十年的时候，其愚昧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人自豪地宣称自己在驾校里已经开了二十年的车。

以后我每次听到有人说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时候，我总是不会感到义愤填膺，因为这世界上不会有莫名其妙的看不起，外国人不会因为中国人穷而看不起，因为穷的人都留在中国了，能出国会穷到什么地方去?

这天晚上我就订了一张去北京的机票，首都机场打了个车就到北京饭店，到了前台我发现这是一个五星级的宾馆，然后我问服务员：麻烦你帮我查一下一个叫张一凡的人。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四天以后我在路上遇见这辆车，那人开得飞快，在内道超车的时候外侧的车突然要靠边停车，那小子就要撞上去了。此时我的心情十分紧张，不禁大叫一声：撞!